弱勢列扶養 丟了補助有法救

2015-03-23 03:29:05 經濟日報 記者陳美珍／台北報導

因為申報扶養弱勢家屬，導致其失去請領政府補助金的資格，現在有補救機會。財政部指出，若政府補助金額高於申報扶養的減稅額，可以向國稅局申請減列扶養並補稅，即可重新獲得補助。

財政部舉例，納稅人甲去年5月申報102年度綜合所得稅時，列報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姐姐及其一名年幼子女為其扶養親屬，甲因此少繳3.4萬元所得稅。

結果，社會局通知其姐，原本擁有的低收入戶資格，以及外甥女的就學生活補助因此資格不符，喪失每個月共計1萬餘元的補助款。

財政部表示，以甲為例，因其申報扶養姐姐及其子女，節省的稅捐是3.4萬元，但甲的姐姐每月逾萬元的補助款即無法再請領，合計一年減少超過10萬元補助。

出現這類情形的納稅人，財政部表示，納稅人可以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所轄國稅局申請「減列扶養」該受扶養親屬並補繳稅款，再向當地縣市政府申復資格，重新審核通過後即可恢復補助。

財政部表示，納稅人如在申報期限截止後，發現原申報扶養親屬的內容錯誤或欲增列、減列扶養親屬，均可向轄區國稅局辦理更正。

特別是已經申請領政府補助津貼的民眾，應注意自身權益，以免為他人節稅，反而使自己喪失社會補助的資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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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照護不再是一個家庭的事，父殺腦麻兒悲劇不再重現！

 康健 作者：伊佳奇（台灣整合照護學會會員） 2015.03.23

腦海中還浮現著，上週末行政長毛治國推著愛奇兒輪椅，參加國防部所舉辦的第6屆336愛奇兒（指身心障礙兒）日活動，隔天卻在媒體上看到一位父親親手掐死腦性麻痺的兒子新聞，內心交織著痛心與不捨。

這種複雜的心情是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與關心長照的人都有，「如果」這位父親能參加這場336愛奇兒活動，甚至毛院長是牽著他兒子的手一同向前走，這劇本應會被改寫。「父母先走出來，孩子才有希望！」 這位父親沒先走出來抓住救生圈，毛院長的救生圈剛好也沒丟給他，悲劇還是發生了，這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台灣社會，但真希望不再出現！

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因為愛，責無旁貸的扛起照護的重擔，但這是一條漫長的路，必須要有計劃與方法，懂得去盤點與整合家庭與社會的資源建立起照護體系，將家人的時間、能力、知識、技巧等，配合社會提供正式與非正式的照護資源、喘息服務、輔具等，作最佳的調配，讓照護工作不再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事，並隨著身心障礙者的變化與需求作調整，成為可長遠下去的「生活」。

此外，主要照護者要能建立適合的支持體系，學習身心障礙者疾病的知識與照護技巧，找出抒發壓力與心情的方式，無論是運動、音樂、藝文、找人交談、參加支持團體活動等，將它融入生活中，畢竟長期照護是生活照護為主，不僅是醫療照護，照護者的自我支持體系也須成為生活重要的內容。

同時，政府要能以同理心，為身心障礙者家庭建構出支持網絡，將照護者的累與苦，在這社會支持網絡下，配合家庭愛的精神，轉化成持續照護的力量，這支持網絡能提供病症知識、照護技巧、教育課程、支持團體活動、甚至是24小時可聯絡諮詢的熱線電話。

我曾是一位家庭照護者，曾因照護知識、技巧的不足、自我要求過高、壓力未能抒發造成情緒不穩定而犯錯，走過低潮，我們都沒長期照護的經驗，但因有親情的支持下，縱即使會犯錯，經由社會與他人經驗傳承下，協助我們具備照護的方法與持續的力量。

「好累、好苦」是所有照護者共同的心聲，所有家庭照護者也堅信「照護是一輩子的責任」。如何將精神與體力的累與內心與生活的苦，因有家庭的愛及長期照護的方法與計畫，經由緊緊牽住家人的手，透過溫柔又堅定的眼神，讓照護與生活能持續走下去，維持家庭生活品質。

猶記得有一首英文老歌是這樣唱的「He is not heavy. He is my brother.」。每當掉入照護情緒的谷底，總是聽這首歌，讓我能重振心情，希望每位家庭照護者，都能建構出照護體系及自己的支持體系，對罹病家人的愛能變成穩固的承諾，悲劇不再重現。

<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，不代表本社立場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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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美妤：歧視，以及比歧視更晦暗的住宅政策

2015/03/23 天下雜誌 作者: 劉美妤

近日的台北充滿歧視。從柯文哲的「進口」外配之說，到美河市等捷運聯開宅住戶不滿社會住宅恐使房價下跌、嚷嚷要北市府賠償乃至築牆隔離社會住宅戶，再到護家盟宣稱北市府將舉辦同性伴侶可報名的自由婚禮是「霸凌市民」等，無一不是歧視性發言。

歧視是什麼？先來看看維基百科的解釋：「歧視，是針對特定族群的成員，僅僅由於其身份或歸類，而非個人品質，給予不同的對待。」社會住宅的輿論風波就是明顯案例，住戶所謂的「擔憂居住品質」翻譯成白話便是：讓那些窮鬼住進來，我們的社區會被搞成髒亂的貧民窟。

這件事從根本上就邏輯不通，首先，一個人的品行和他的收入何時有關聯了？用收入多寡來「預知」品德，這就叫歧視。我住在月租6000元的老公寓分租雅房，但我們的老社區從沒有帝寶社區那般高的犯罪率；我的長輩曾經窮到買不起孩子的鉛筆，但他們一輩子為善助人，不偷不搶不詐騙，當然更沒賣過黑心食品。

那只是顯而易見的歧視，藏在細節裡的魔鬼卻是這個方案本身。北市府釋出的社會住宅租金從12200到29800不等，家戶收入低於當年度台北市百分之40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方能承租，這「市價85折」的租金完全不是真正的經濟弱勢族群所能負擔，而條件限制換算下來，每人月薪約5萬元，在我輩魯蛇看來可是相當優渥。事實是，這個方案根本不算社會住宅。

我在紐約時，常去位於遍地藝廊的雀兒喜區（Chelsea）的兩處公共住宅訪談，在那個單人月租金輕易超過兩千美元的昂貴地段，公共住宅提供的方案是：以家戶月收入之30%作為租金。也就是說，同樣的公寓格局，不同經濟能力的人，可用不同價格承租。若這三個月你失業，沒有收入，那這三個月的租金就是零元。因此，這裡收留了許多中低收入勞工家庭和僅有微薄退休俸的獨居老人，這樣交通便利的好區公共住宅自然供不應求，據說彭博政府也挺想漲租金的（當然局處人員向我否認傳言），但遭到民間團體大力反彈——因為居住是人權，而保障弱勢者也有合宜的居處，正是政府的工作。

紐約公共住宅這種以收入區分租金、固定費率於家戶收入30%的「浮動式房租」，在歐美相當常見，而臨近的日韓也採用此種方案。這樣的方式，保障了房租不超過所得的三分之一，以確保民眾能負擔日常生活的其他基本開銷；它也考量了所得的變動性，收入少時付得少，而一旦收入超過標準，表示你已有能力承租市價的房屋，就要換比你更需要社會住宅的人進來。

至於「那種地方」的犯罪率？公共住宅的居住品質當然算不上多好（其實比台北多數老公寓好），但我成天在那遊晃也沒被搶過。難免有人嗑藥，有人做地下買賣，但更多的卻是互助。不像高級公寓裡的人情疏離，公共住宅社區的鄰居之間會互串門子，進出時彼此問候，年輕點的會幫忙扶老人家走路，嘴上抱怨鄰居惹了什麼麻煩，轉頭依舊伸出援手，甚至還有老太太會招呼我這外人吃飯。颶風珊迪來襲時，我更見識到他們居民組織的熱血——位於淹水區的一處公共住宅由於收到太多民間捐贈的救災物資，居民們找來學校校車，把物資一車車親手送到其他受災的公共住宅去，災民幫助災民，窮人救濟窮人。

北市府的這570戶聯開宅，實際上並非公共住宅（public housing），而是接近平價住宅（affordable housing）的概念，通常做法是，政府透過重劃使開發商能在原商業區、工業區建住宅大樓，作為交換，這些大樓必須留一定比例的戶數用於平價租售。現任紐約市長de Blasio計畫要在10年內創造20萬戶平價住宅，包含新建的12萬戶和舊屋轉型或都更而來的8萬戶。這個做法行之有年，當然對中低收入族群有所嘉惠，但也有部分開發商以「平價住戶和一般住戶不同門出入」這類的歧視做法來「維持房價」。有所謂普世人權，就有普世皆然的貧窮歧視。

這20年來，紐約的房租平均已漲了40%，隨著前前任市長朱利安尼大力「清掃」曼哈頓、迎接原本住郊區豪宅的富人進市區購屋，紐約市的縉紳化、階級化日益嚴重，在彭博任內已達到完熟的排擠現象，窮人被逼往交通愈來愈不便的地帶落腳，這個最多百萬富翁的城市，每個夜晚，都有約6萬名無家可歸者睡在街頭。稀少的國宅申請者眾，抽中的機率不高；而平價住宅，只是紓解愈來愈多中低收入者競爭少量平價租屋的窘況，對真正赤貧的民眾沒有太多實質效益。平價住宅安頓了正在貧窮化的中產階級，而最弱勢的群體，依然需要公共住宅。

台北的狀況和紐約不同。首先台北原就高度住商混雜，再者這裡沒有華爾街鉅子及全世界一擲千金的富豪聚居，卻有著投資炒房造成的高空屋率。台北的房價不合理的高，租金水準與房價比起來相對合理，但擁眾多房產出租的包租公婆們遊走法律邊緣，租金所得沒有報稅、租屋不符消防規範、屋況老舊混亂且盛行各種於法無據的租屋契約。在地狹人稠的台北，政府得地建屋不易，北市府想做的「公辦都更」當然是建商最歡迎的，但真正能健全市場機制、使租價房價正常化的，是以高稅率課徵空屋稅。當把房子空著等漲價比出租並乖乖繳所得稅不划算時，市場上的合法出租物件自然增加，租價才能合理，也才能減輕台北滿地空屋而租不到房的怪象。

因此，柯文哲的首個社會住宅方案，雖是好的第一步，卻誤解了社會住宅，無法落實居住正義。嚴格來說，如此方針甚至可能將真正的弱勢者排斥到更邊緣的位置。這批小坪數聯開宅能容納的不超過兩千人，公共資源被用來提升「收入不錯、沒小孩又肯花錢」的年輕中產階級生活品質，而接下來的公辦都更爭議更不在話下，我們還是看不到真正「保障弱勢居住權」的社會住宅在哪。表面上做了社會住宅，實際上仍未照顧到最弱勢居民的需求，反而會加深社會隔閡、為角落更添暗影。

讓弱勢者有適合的住所安身，不只是公義問題，更是社會安定的要件。我在紐約下東區一次採訪時，偶然被邀進一個初次見面的公共住宅居民屋裡，她是拉美裔的勞動階級單親媽媽，丈夫過世後獨力扶養兩個女兒，而如今孩子都在外讀大學，前途看好。她的住處可謂物美價廉，佈置得溫馨明亮，當我稱讚她的公寓時，她笑說自己很幸運。「紐約太貴了，當時如果不是租到這裡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。」她說她年輕時有酗酒問題，後來盡力戒酒並要求自己的孩子上進、受高教育，「所以她們不會重蹈覆轍，不會像我一樣。」安身方可立命，這個家庭發生的階級流動，正顯示了社會住宅帶來的脫貧助力。

低薪青年、獨身老人、中年失業者、身心障礙人士、中低收入勞工家庭，這些才是社會住宅該優先照顧的對象。經濟弱勢者購車能力低，最需要臨近大眾運輸的居住地點，這批捷運聯開宅用來試辦以所得計算房租的浮動費率社會住宅，其實再適合不過。北市府的住宅政策，若接下來不朝這個方向走，恐怕正義將淪為空談，而歧視難以消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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